央视《国家宝藏》曾展现号称“中国文物界半壁江山”的上海博物馆三件镇馆之宝，其中第一件便是商鞅量。《商鞅方升：中国度量衡史的标志性器物》，文字基本源自我的若干篇考证文。这里删繁就简，讲述商鞅量和收藏者龚心铭、龚心钊，及其后人捐给上海博物馆的故事。
商鞅量 亦称“商鞅方升”。战国时秦国量器。青铜制。秦孝公十八年（公元前344年）商鞅变法时所造标准量器，是商鞅统一量制的重要物证。器侧刻铭文32字，容积为202.15毫升。底部有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公元前221年）加刻的统一度量衡诏书。现藏上海博物馆。
作为极具权威的国家级大型工具书《辞海》，当然惜墨如金，但在“商”字头下却并列了商鞅、商鞅变法、商鞅量三个词条，而没有把它们放到一起写，可见它们的重要性。而商鞅量曾经湮没两千年，仅见史籍记载，不知是否还存于世。直到收藏者龚心铭、龚心钊的后人捐给上博，国宝最终归国。
我是龚家外甥，一位舅舅生前传给我一段合肥民谣：“一世二世孤苦伶仃，三世四世渐有书生，五世出一高僧，六世车马盈门……十三十四两代翰林……”道出江西临川（今抚州市政府所在地）龚姓二十世自瓦屑坝登船，迁徙江淮，白手起家，创立门户，由一贫如洗卓然而成合肥望族的艰辛历程。其中合肥七世孙龚鼎孳牢记祖籍，他有一方闲章“临川二十七世孙”，反映自临川的血脉延续。龚鼎孳成为“合肥龚”的扛鼎人物。
从事地方史研究凡40余年，合肥四大姓“龚张李段”就是我排序的，因为无论从时序上还是从大宅门规模上，首推龚家。我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多页的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中蒐检制表，288年中合肥龚家共出了9个进士，是合肥籍进士最多的姓氏。
龚照瑗做过上海道台，1891年升任四川布政使，翌年龚心铭中了进士，双喜临门，暂时留在合肥的龚心钊开始刻意营造逍遥津，建造取名来自父亲字号的“蘧庄”，这是一座占地约500平方米的外观朴实典雅内涵极为丰富的小瓦平房四合院，有“精舍”之誉。龚照瑗在中法战争中替福建巡抚刘铭传转运过兵员和武器，后出任清政府驻英法意比公使（龚照瑗以降，“合肥龚”六代外交家）。自号豆隐的龚心钊也就把逍遥津工程收尾并完善，修成“豆隐大千界，池环小五洲”。“合肥龚”那时已“放眼全球”了。
1925年的龚心铭、龚心钊（左）。图两侧“乙丑冬。偕弟怀西游松阴别墅摄此影。景志”为龚心铭所题
因了龚照瑗使外前在上海打下的基础，龚心铭、龚心钊也从合肥前往上海发展，他们看中了“十里洋场”。辛亥爆发后，思想还转不过弯来的龚家在沪上“不仕新朝，不忘故里”。至于逍遥津，只是想存一处祖业遗（wei）予后世。
官场失意，龚心铭、龚心钊潜心于金石书画的收藏鉴赏。龚家有一纸购进记录：“秦量：癸卯七月以重金得于清晖阁。”这份“进货单”表明（癸卯）大约在1903年8月下旬到9月中旬，龚家以十根金条从清辉阁古玩店购得一小型青铜器，识货的昆仲俩发现是商鞅变法时期统一度量衡的标志——青铜质地的量器，爱不释手，埋头考证。龚心钊在拓片上留文“……此器则为孝公时商君平斗桶之制。商君为变法之祖，此量实为变法之舆，不独以先秦文字重也。丙午七月将重游欧洲，倚装记此。”拓片上最大的印章为“合肥龚氏金石刻辞”，还有翁同龢及其孙辈翁试孙的鉴赏章和落款。
十八年（按公元前344年），齐遣卿大夫众来聘，冬十二月乙酉，大良造鞅，爰积十六尊(寸)五分尊(寸)壹为升。
廿六年（按公元前221年），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，黔首大安，立号为皇帝，乃诏丞相状、绾，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，皆明壹之。
这个诏书证明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。秦始皇统一度量衡，是商鞅在秦国变法的继续和发展。
光绪版合肥《龚氏宗谱》新命名字派“照心安理，维仁存义”。1938、1949年，龚心铭、龚心钊先后去世，包括商鞅量等收藏传到“安”字辈。1960年，龚家将祖上留下的500多件文物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，而对有关部门提出想要的商鞅量，龚心铭的儿辈龚安东、朱静宜夫妇却一口咬定早没了，虽是实话，却隐掉了龚心钊生前已拿米芾的行书《多景楼诗册》和哥哥龚心铭的商鞅量做了交换一事。特殊年代，商鞅量静静地躺在龚家的煤堆里——那是“煤铲”！
改革开放新时期，文博部门再次执著地跟踪和再动员。行家们都知道，龚心钊不仅是“晚清收藏第一人”，擅书画的他还曾和张大千合作《秋山校士图》，和黄宾虹合作《松堂图》。吴昌硕多次为龚氏昆仲制印，并和康有为、郑孝胥、陈三立等为龚心钊旧藏、姜筠绘《蘧庄图卷》题诗作跋。龚家肯定还留了一手。
龚心钊女儿龚安英等龚家后人思来想去，还是把商鞅量连同家藏的金币、符印、铜器、甲骨、紫砂壶、锦绸、字画碑帖、经纸、田契等303件，捐给上海博物馆。上博也象征性付酬。从此，商鞅量成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海上收藏大家龚心铭、龚心钊穷毕生精力集聚的稀世藏品有了最好的归宿。龚家的藏品，今天看来，少说也是百十亿之巨！
龚安英是我母亲的姑妈。2010年夏上海世博会期间，安徽省政府参事室（文史研究馆）组织我们馆员前往参观。到达上海的当天傍晚，龚安英让女儿在寓所附近的饭店订了一个包间。我如约到时，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家还欠了欠身子。看上去，她精气神蛮好，容颜祥颐。席间出于文史工作者的习惯，我请她“忆往昔”。老人用夹杂着合肥口音的上海线月伊丽莎白女王来中国，事先提出要接见在英国出生的中国公民。上海找到六个，她76岁是最年长者，于是都被安排在豫园和女王会面。女王爱喝下午茶，龚安英也有喝下午茶的习惯。品茶时，笛子演奏家陆春龄演奏了英格兰民歌《乡村花园》和中国民间乐曲《喜报》，女王听了很高兴，三次与他握手。伊丽莎白二世告诉龚安英，孩提时代，曾从外祖母那里了解有关中国瓷器的故事，因此聊起收藏和鉴赏，两人都特别开心。
对合肥，龚安英回答只是记忆中的碎片。她说老合肥城的几条街道都是龚家的，现在逍遥津公园的一部分当年就是龚家的花园。她很早就和文物生活在一起，小时候回合肥常和堂兄弟姐妹贴着水面打“撇撇游”。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疏浚逍遥津湖时，居然还捞出了宋代的兔毫碗和明代的青花瓷片。
我依母亲娘家忝列维字辈，能见到鹤发童颜整整100岁的老寿星，喊上一声“上海姑奶奶”，见寿增寿是我的福分！
央视《国家宝藏》曾展现号称“中国文物界半壁江山”的上海博物馆三件镇馆之宝，其中第一件便是商鞅量。《商鞅方升：中国度量衡史的标志性器物》，文字基本源自我的若干篇考证文。这里删繁就简，讲述商鞅量和收藏者龚心铭、龚心钊，及其后人捐给上海博物馆的故事。
商鞅量 亦称“商鞅方升”。战国时秦国量器。青铜制。秦孝公十八年（公元前344年）商鞅变法时所造标准量器，是商鞅统一量制的重要物证。器侧刻铭文32字，容积为202.15毫升。底部有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公元前221年）加刻的统一度量衡诏书。现藏上海博物馆。
作为极具权威的国家级大型工具书《辞海》，当然惜墨如金，但在“商”字头下却并列了商鞅、商鞅变法、商鞅量三个词条，而没有把它们放到一起写，可见它们的重要性。而商鞅量曾经湮没两千年，仅见史籍记载，不知是否还存于世。直到收藏者龚心铭、龚心钊的后人捐给上博，国宝最终归国。
我是龚家外甥，一位舅舅生前传给我一段合肥民谣：“一世二世孤苦伶仃，三世四世渐有书生，五世出一高僧，六世车马盈门……十三十四两代翰林……”道出江西临川（今抚州市政府所在地）龚姓二十世自瓦屑坝登船，迁徙江淮，白手起家，创立门户，由一贫如洗卓然而成合肥望族的艰辛历程。其中合肥七世孙龚鼎孳牢记祖籍，他有一方闲章“临川二十七世孙”，反映自临川的血脉延续。龚鼎孳成为“合肥龚”的扛鼎人物。
从事地方史研究凡40余年，合肥四大姓“龚张李段”就是我排序的，因为无论从时序上还是从大宅门规模上，首推龚家。我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多页的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中蒐检制表，288年中合肥龚家共出了9个进士，是合肥籍进士最多的姓氏。
龚照瑗做过上海道台，1891年升任四川布政使，翌年龚心铭中了进士，双喜临门，暂时留在合肥的龚心钊开始刻意营造逍遥津，建造取名来自父亲字号的“蘧庄”，这是一座占地约500平方米的外观朴实典雅内涵极为丰富的小瓦平房四合院，有“精舍”之誉。龚照瑗在中法战争中替福建巡抚刘铭传转运过兵员和武器，后出任清政府驻英法意比公使（龚照瑗以降，“合肥龚”六代外交家）。自号豆隐的龚心钊也就把逍遥津工程收尾并完善，修成“豆隐大千界，池环小五洲”。“合肥龚”那时已“放眼全球”了。
1925年的龚心铭、龚心钊（左）。图两侧“乙丑冬。偕弟怀西游松阴别墅摄此影。景志”为龚心铭所题
因了龚照瑗使外前在上海打下的基础，龚心铭、龚心钊也从合肥前往上海发展，他们看中了“十里洋场”。辛亥爆发后，思想还转不过弯来的龚家在沪上“不仕新朝，不忘故里”。至于逍遥津，只是想存一处祖业遗（wei）予后世。
官场失意，龚心铭、龚心钊潜心于金石书画的收藏鉴赏。龚家有一纸购进记录：“秦量：癸卯七月以重金得于清晖阁。”这份“进货单”表明（癸卯）大约在1903年8月下旬到9月中旬，龚家以十根金条从清辉阁古玩店购得一小型青铜器，识货的昆仲俩发现是商鞅变法时期统一度量衡的标志——青铜质地的量器，爱不释手，埋头考证。龚心钊在拓片上留文“……此器则为孝公时商君平斗桶之制。商君为变法之祖，此量实为变法之舆，不独以先秦文字重也。丙午七月将重游欧洲，倚装记此。”拓片上最大的印章为“合肥龚氏金石刻辞”，还有翁同龢及其孙辈翁试孙的鉴赏章和落款。
十八年（按公元前344年），齐遣卿大夫众来聘，冬十二月乙酉，大良造鞅，爰积十六尊(寸)五分尊(寸)壹为升。
廿六年（按公元前221年），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，黔首大安，立号为皇帝，乃诏丞相状、绾，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，皆明壹之。
这个诏书证明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。秦始皇统一度量衡，是商鞅在秦国变法的继续和发展。
光绪版合肥《龚氏宗谱》新命名字派“照心安理，维仁存义”。1938、1949年，龚心铭、龚心钊先后去世，包括商鞅量等收藏传到“安”字辈。1960年，龚家将祖上留下的500多件文物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，而对有关部门提出想要的商鞅量，龚心铭的儿辈龚安东、朱静宜夫妇却一口咬定早没了，虽是实话，却隐掉了龚心钊生前已拿米芾的行书《多景楼诗册》和哥哥龚心铭的商鞅量做了交换一事。特殊年代，商鞅量静静地躺在龚家的煤堆里——那是“煤铲”！
改革开放新时期，文博部门再次执著地跟踪和再动员。行家们都知道，龚心钊不仅是“晚清收藏第一人”，擅书画的他还曾和张大千合作《秋山校士图》，和黄宾虹合作《松堂图》。吴昌硕多次为龚氏昆仲制印，并和康有为、郑孝胥、陈三立等为龚心钊旧藏、姜筠绘《蘧庄图卷》题诗作跋。龚家肯定还留了一手。
龚心钊女儿龚安英等龚家后人思来想去，还是把商鞅量连同家藏的金币、符印、铜器、甲骨、紫砂壶、锦绸、字画碑帖、经纸、田契等303件，捐给上海博物馆。上博也象征性付酬。从此，商鞅量成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海上收藏大家龚心铭、龚心钊穷毕生精力集聚的稀世藏品有了最好的归宿。龚家的藏品，今天看来，少说也是百十亿之巨！
龚安英是我母亲的姑妈。2010年夏上海世博会期间，安徽省政府参事室（文史研究馆）组织我们馆员前往参观。到达上海的当天傍晚，龚安英让女儿在寓所附近的饭店订了一个包间。我如约到时，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家还欠了欠身子。看上去，她精气神蛮好，容颜祥颐。席间出于文史工作者的习惯，我请她“忆往昔”。老人用夹杂着合肥口音的上海线月伊丽莎白女王来中国，事先提出要接见在英国出生的中国公民。上海找到六个，她76岁是最年长者，于是都被安排在豫园和女王会面。女王爱喝下午茶，龚安英也有喝下午茶的习惯。品茶时，笛子演奏家陆春龄演奏了英格兰民歌《乡村花园》和中国民间乐曲《喜报》，女王听了很高兴，三次与他握手。伊丽莎白二世告诉龚安英，孩提时代，曾从外祖母那里了解有关中国瓷器的故事，因此聊起收藏和鉴赏，两人都特别开心。
对合肥，龚安英回答只是记忆中的碎片。她说老合肥城的几条街道都是龚家的，现在逍遥津公园的一部分当年就是龚家的花园。她很早就和文物生活在一起，小时候回合肥常和堂兄弟姐妹贴着水面打“撇撇游”。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疏浚逍遥津湖时，居然还捞出了宋代的兔毫碗和明代的青花瓷片。
我依母亲娘家忝列维字辈，能见到鹤发童颜整整100岁的老寿星，喊上一声“上海姑奶奶”，见寿增寿是我的福分！